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年来，人民法院受理了大批的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，已达全部著作权案件的50％左右。而由于避风港原则的存在，加上权利人获得赔偿需要的三个条件———“证明权利人有实际损失”、“计算侵权人的违法所得”、“最高罚额50万元”———实现起来有较大难度，因此，相当多维权案件只能不了了之。

　　“百度文库和谷歌数字图书馆的例子表明，不少互联网分享平台已不仅仅发挥平台作用，他们直接提供产品服务，并以此盈利。而50万元的罚款对他们不足以产生任何影响。”文著协总干事张洪波说，在现在的行政法规中，是否还要坚守美国的避风港原则，值得“反思”。

　　而在西方较有作为的集体管理组织，由于引进中国时间很短，目前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挥足够作用，以平衡版权人、用户和产业界之间的利益冲突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所所长来小鹏告诉《新京报》，目前，第三次修订还处在多方征集意见的进程中，未有定论。著作权涉及面广，系统关系复杂。但学术界普遍注意到了当前矛盾关键词是互联网和多方利益主体。

　　针对网络侵权，学界首先提出了增加法定赔偿金上限的数额，以更好地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并对侵权者更有威慑力。

　　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了确定侵犯著作权和相关权利的三种损害赔偿计算方法，即“权利人实际损失”、“侵权人违法所得”以及“50万元范围内的法定赔偿”。其中，上限50万难以遏制一些大企业的侵权行为，需要提升罚款上限。张洪波建议，针对特别恶劣的情况，可参考俄罗斯“判七年徒刑”或者西方罚款“高于实际损失50倍”的例子。政协委员张抗抗提出，还需要设立罚款的起点以应对不同类型的侵权赔偿，建议设立起点“2万至5万元”。

　　其次，扩大法定许可范围，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组织更多权限。

　　在原本五项法定许可的基础上，做更多的延伸，实现报刊和网络相互之间的合法转载，这样能有效规范非法转载和协议混乱的局面。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组织收取著作权使用费，转付给版权人。对拒不交纳法定许可费的使用人应规定惩罚性条款。“我们2008年开始就在做调研，很多政府网站都面临着无法在法定许可范围内转载的问题，这个问题随着互联网和传统版权产业发展越来越凸显。”张洪波说。

　　第三，规定网络服务商侵权赔偿的构成要件、举证责任以及免责条款。

　　针对避风港原则，虽有对网络著作权的判断规则和免责规则的一些规定，目前的效果并不理想。导致很多互联网企业脱责，而另一些无辜企业又被卷入，影响司法公正。来小鹏说，为解决司法裁判不一的问题，需要更细化的配套解释。两次修订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，细则制订没有跟上。同时，针对个人用户的使用侵权问题，对临时复制权、私人复制权可以做出明确规定。

　　据了解，目前，国家版权局已向200多家单位发放了问卷调查，委托3个专家小组于今年底前起草修正草案。或将在整合草案的基础上，视情况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《著作权法》第三次修改的初稿。（新京报　记者　雅婧）